交通局长的利益输送链 2012年12月25日，甘肃省兰州市交通运输局原局长、党组书记颜承鲁被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收受千万元贿赂，获无期徒刑。 从案情看，除直接收受钱款等常见腐败手法外，颜承鲁的案情中的一个细节尤其受到关注——他成立了一家新出租车公司，然后控制了51%的股份，暗中当上了“老总”。 近年来，兰州出租车运行乱象经常见诸媒体，尤其是今年5月初的停运事件，更是轰动一时。虽然停运的导火索是因为出租车加气难，但其间暴露出了该行业许多的深层次问题，如出租车单双号限行、缴纳高额份子钱、黑车横行等，作为行业管理部门，交管局难辞其咎。 停运事件发生几天后，颜承鲁突然被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带走，5月17日，即被刑事拘留。 对颜承鲁的庭审长达3天，公诉机关展示的系列证据，完整展现了一个局长直接插手出租车运营业的始末。官员利用手中的管制权力，到出租车这一公共事业中分得一块肥肉，这正是我国各地出租车行业问题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在新出租车公司中占51%的干股 2005年底，兰州市引进建设吉利兰州汽车生产基地。为支持吉利汽车兰州生产基地的发展，兰州市政府成立了“兰州市出租汽车报废更新工作领导小组”，颜承鲁担任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兰州市政府要求工作领导小组将吉利远景车投放到出租车行业。 在此要求下，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由市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筹建以吉利车型为主的出租汽车公司，车辆规模为350辆。其中市政府增加出租汽车指标200个，另外150个指标从扶优扶强指标中划拨。 判决书称，2008年底，当兰州市交通运输局向市政府申请新增200辆指标获批后，颜承鲁未经交通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仅与时任副局长的杜明飞、兰州奔马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宽荣、兰州海洋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杨光停，在其办公室内就协商决定，用350辆吉利出租车组建“兰州东方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奔马公司另外拿出50个报废出租车指标，海洋公司拿出30个报废出租车指标，其余70个指标从其他公司报废出租车指标中调剂。 资料显示，奔马公司是兰州出租车行业的“老大”，拥有1300多辆出租车，占兰州市场份额的19.1%。 对于东方公司的股权结构，颜承鲁是这样“分配”的：颜承鲁以其妹夫“袁海”的名义占有51%的股份，折合车辆为180辆。奔马公司占20%股份，海洋公司占14.5%股份，金宽荣将分给杜明飞的14.5%股份以“周小军”名义注册，“袁海”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奔马公司和海洋公司缴纳注册资本，并由奔马公司具体办理公司注册登记和公司的运营。 2009年1月，东方公司登记注册后，从银行贷款5000万元用于购置车辆，然后正式开始运营。 袁海和周小军后来都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证实，他们只是东方公司挂名的法人和股东，实际上没有出资，也没有参加公司的运营活动。 就这样，一家由交通运输局局长幕后操控的出租车公司面世了。但经营才一两年，事情有了变化。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兰州市纪委一位干部称，颜承鲁早就被纪检机关注意上了。2010年，交通局的另一下属部门交通运输管理处有几名干部因违规办证被纪委调查时，纪委当时就已经发现了颜承鲁、杜明飞等人涉嫌贪腐的线索。当时因证据不足没有立案，相关线索与当时已经确定的运管处案件一并移交检察院。 可能是听到了风声，颜承鲁开始寻求“脱身之道”。 判决书显示，2011年7月，颜承鲁同金宽荣口头商定，将其登记在袁海名下的股份以7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奔马公司。同年8月4日，颜承鲁安排金宽荣将300万元转入甘肃乾昌房地产公司账户，该公司收款后为颜承鲁出具了借条，并约定了利息为年息6%。 判决书称，2012年4月，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颜承鲁为了掩盖事实，安排金宽荣与袁海签订了内容为“奔马公司自愿垫资76.5万元给袁海作为东方公司的出资”等内容的虚假协议，并让金宽荣与甘肃乾昌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了内容为甘肃乾昌房地产公司借金宽荣300万元的虚假借款合同。同时，他将甘肃乾昌房地产公司和金宽荣2011年7月出具给他的借条予以销毁。 在法庭审理中，颜承鲁否认这是利益输送，他辩称，因市政府不同意以市交通局或者其个人名义注册成立公司，为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便以“袁海”的名义注册成立了兰州东方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后，将“袁海”名义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奔马公司，其个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但法院并没有采纳他这一辩护意见。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定，颜承鲁在担任兰州市交通运输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索要、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033.8万元、2万英镑，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判处颜承鲁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牌照垄断提供寻租机会 颜承鲁的被判，难掩兰州出租车行业的积弊。 2012年5月1日，兰州市出租车大量停运，引发全国关注。 这次停运的直接导火索是出租车长期“加（液化天然）气难”。恰在停运前的4月底，兰州市3家天然气站同时封闭检修改造，使得形势更为严峻。 兰州交通部门的数据显示，“五一”当天，仅有500多辆出租车营运。兰州市委、市政府经紧急应急处理后，形势逐渐好转，5月2日营运的出租车有1000多辆，5月3日，增至2000多辆，后逐渐恢复至正常。 这起公共事件引发了兰州市对于出租车管理乱象的极大关注。知情人士透露，颜承鲁的落马，至少部分归因于此。兰州出租车的运行乱象，作为主管局长至少有管理不善的责任。 兰州市一位姓杨的出租车司机已经在这个行业干了10年，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他一天工作12小时，除限号外，每天都出门拉活，但一个月挣的钱不到3000元。“每个月份子钱就差不多4200元，意味着我每天还没出门，睁开眼就得交200元。平均下来，我一天只有300多元的毛收入。按照兰州市的限号措施，我一个月还有6天不能出车。” 老杨说，停运事件发生前，兰州对出租车实行单双号限行政策。停运后，兰州市取消了出租汽车单双号限行制度，实行尾号限行。 一位姓王的女出租车司机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兰州开出租车确实挣不了钱，“黑车很多，老跟我们抢生意。兰州的车也太多，走不动，拉的客人送不掉。”她说的收入状况跟老杨差不多。 老杨对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也颇有怨言：“就认罚钱！像这段时间，管理部门一定要我们穿工装，但工装很薄，只适合夏秋天穿，这几天兰州冷得很，零下十五六度，我前两天就因为没穿被罚了200元。不讲理得很！” 老杨是从别人手里转包的车，跟其他城市一样，兰州的出租车牌照层层转包现象也很严重，“有关系的拿到车是6万元左右，我是花了10万元才承包上的。” 被层层盘剥之后，巨大的经营压力也使得兰州出租车司机没法提供优质的服务。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可以听到，停在路边的老杨面对打车者的询问都要反问“去哪里”，听到某些地名后直接回绝“不去”。 对于这次判决，长期从事出租车行业调研的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玉闪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颜承鲁的案情显示，行政主管部门对出租车的垄断管制为官员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这里面特别容易滋生腐败，这个案件只是这个行业内幕的一次小小展现而已。只要有垄断管制存在，权力寻租和行业腐败就无法避免。这也说明，出租车行业要改革，就必须破除利益集团的垄断，切断他们权力寻租的利益链条。”（记者 叶铁桥 卢义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