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财经评论员 博士 叶檀 只有在资源配置、行业迁徙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打破以往改革的条条框框，才能将制造业拐点危机转化为上行的机会。 在社会热议房价拐点之时，一个真正的拐点被烟雾遮盖，那就是制造业拐点危机。 这一拐点兆始于去年珠三角开始的制造工厂大迁徙，千余家制鞋企业关闭，到春节后用工之时到达高潮。据报道，春节后广州首场“春风行动2008”专场招聘会显示，平均起薪点增幅达13%，达到了1160元，为历年之最，有个别企业甚至将工薪提高了30%。一个薪酬水平的提升与以往十几年间薪酬水平提升幅度相当，是行业转折的明确信号。 广东制造业是在步入危机，还是步入向上发展的拐点？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 以企业面临沉重的压力作为压低劳动力价格的口实显然是难以成立的，这种逻辑成立，中国的劳动力难以摆脱仅能维持温饱的低级生存陷阱，经济增长无法体现人力资本，只能体现压低了的劳动要素价格，以及中国劳工的勤劳指数。事实上，从2000年到2005年，相对于物价，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在下降，在国有企业表现在企业的减员增效中，而在中下游的民企，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的低廉，相对于物价指数，劳动力价格并未上升。 面对日益增加的国际贸易摩擦，面对国内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面对城市化进程中中高档消费品的不足，中国制造业已经迎来升级换代阶段，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制造企业的沉重压力是有意为之的结果，政府试图通过改变激励机制，逼近制造企业实现两大转变，中低级制造业西进，东部制造业转型。初衷美好，关键是技术手段是否可行。否则，逼死制造企业的结果就不是涅磐，而是自杀。 制造企业面临空前沉重的压力：一是近年来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从今年的形势来看，由于物价继续攀升，因此原材料的价格仍然会一如既往地上涨，从石油、化工到煤炭、铁矿石，所有的原材料价格还在上升途中，一直要到美元大幅反弹、中国通胀消退才能见顶；二是人民币汇率上升，到2007年10月开始，人民币进入快速上升通道，这对于依靠低价占领国际市场的中国制造业是个沉重的打击。人民币汇率上升，政府改变了出口退税政策减少了退税，使得出口利润普遍在3%以下的企业难以为系；三是在货币紧缩状况下制造企业无款可贷，或者信贷利率窜升，民间借贷月息甚至到达3%以上，已经超出了制造企业的承受能力。最后，政府通过新的劳动法，以及对于员工社会保障的硬性规定，变相提高了企业的负担。 让制造企业不堪重负的目的，不是让他们无处求生，而是让制造业浴火重生，逼迫具有优质基因的制造业成为行业的领军者，让具有实力的大企业成为市场鳄鱼，吞噬竞争力不足的中小企业。 如果为了这个目的，光是逼迫企业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必须回过头来逼迫自己，否则，加诸于制造业的压力最终会吞噬政府税源和经济基础。 首先要做的是打破上游行业的垄断。从近几年的数据看，我国上游与中下游产业的利润率虽然都在上升，但具有垄断地位的上游行业的利润率远远高于中下游行业，后者通常在5%以下。如果继续进行严格的行业封锁，使制造企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逼迫制造企业增加成本进行产业升级，无疑是用垄断之手卡住了后者的脖子，逼迫其健康成长，断无成功之理。 其次，要根治根据企业性质进行资源配置的痼疾。众所周知，无论是银行贷款、债券市场还是上市融资，我国的金融资源大都通过行政之手源源不断地流向所谓的重点企业，尤其在目前从紧的货币政策约束下，各类企业争夺贷款到了白热化阶段。在制造领域中的民营企业，即便具有优质基因，也难以获得至关重要的资本，而各类换汤不换药的低效企业倒在市场上大融其资，其结果是制造业难以出现优质企业吞并弱势企业的良性生态，只能出现政府扶植下的重点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吞并民营企业的生态。 第三，以社会保障的形式提高劳动力价格固然重要，但在此之前，政府有必要为每个劳动者建立跟随个人终身的保障帐户，以保证企业所缴纳的各项养老金等能够施惠于劳动者个人，最终为劳动力彻底自由流动打下保障基础，否则，这笔增加的成本很可能在紧急状态下被机会主义者挪用，导致工厂所缴纳费用成为沉没成本。 一个地区数千家企业破产，绝非小事，而是经济领域的雪崩。在此关键时刻，政府有必要在资源配置、行业迁徙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打破以往改革的条条框框，才能将制造业拐点危机转化为上行的机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