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化特征者的四种形象
民粹情感温度分布示意图
原标题：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2012）
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汉娜·阿伦特
仁者爱人。
——孟子
在古今智者深沉恬静的思维世界里，情感与理性仿佛已完美地合二为一，“爱”和热情的具象化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现实中，远离理性的、抽象的情感，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民粹主义倾向就是这样的情感，并且在政治领域表现突出。
今年8月以来，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冲突不断，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愤慨，很多城市出现了规模不一的群众聚集、游行抗议活动，其中也夹杂着一些令人遗憾的现象，以“抵制日货”为名的过激行为在多个城市出现。对此，国内外学界、观察家似乎普遍认为中国社会正呈现较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国内一些媒体也出于各种目的，借机跟风炒作民粹主义话题。但根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今年9月完成的“中国公众的平等与特权观念调查报告”①所得结论，公众对不平等现象有着较大容忍度，以此为切入点进行观察，并不能看到显著的民粹主义倾向。那么，中国公众的民粹程度究竟几何?中国的民粹化现象有哪些特征?爱国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是什么?网络环境中似乎长期处于相对亢奋状态的“80后”、“90后”，是不是民粹化群体的“主力军”?
基于如上种种疑问，我们期望通过调查研究，首次从正面对中国公众的民粹化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并借此深入把脉社会思潮，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参考。
要实施调查，首先要有一个在理论上可行、在实践中有解释能力的民粹主义评测方法。按照保罗·塔格特②的论述，民粹主义并无明确定义，它可以依附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学说上，是一种“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③但总的来看，多数民粹主义者或民粹主义现象都具有以下特点：
1、回避代议制政治的复杂性，主张直接民主;2、把所偏爱的群体进行理想化，并以此作为辨视自身的依据;3、缺乏核心价值观;4、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5、民粹主义既可能从民众中产生，又可能被精英所倡导;既可能仅仅是一种思潮，又可能形成运动，甚至具有长期的政治后果。
显然，仅依据以上特点，无法精确描述中国的民粹主义。实际上，民粹主义在不同政治环境中表现的形式皆有不同。因此，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构建了包含8个核心特征、6个非核心特征的评测模型，既涵盖了民粹主义形式的共性，又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对中国独特性的解释。
本次调查由人民论坛调查中心实施，调查过程自2012年10月21日始，至2012年10月31日止，回收有效问卷1122份。调查内容包括：一、与民粹化特征相关的29个问题(多数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二、人口统计学资料。我们在保证受访者身份多样化的同时，也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由于我们的理论模型和调查问卷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设计的，因此不能直接用于测量其他国家的民粹化水平。但若能用这套方法对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进行定期追踪研究，则可了解中国公众民粹化倾向的长期趋势。
民粹主义倾向测评模型及结果
结合民粹主义的普遍特征和当前中国较为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我们从以下特征着手，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民粹特征显著者：1、爱国主义情绪高低;2、对政府的不满程度;3、对外部国际环境中威胁的感知;4、日常生活观念的浪漫化程度;5、排斥他者的程度;6、怀旧情绪的高低;7、社会信任程度;8、非理性程度;9、思想保守程度;10、政治参与兴趣程度高低;11、对自由的态度;12、是否认为外国政治制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13、对理论在解决社会问题中作用的信心;14、相信阴谋理论的程度。其中，1~8为核心特征，9~14为非核心特征。
为了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民粹特征显著者，我们将每个方面设计成一个“测试”，每个“测试”又分解为若干问题。考虑到民众心理的多样性，不可能期望每个被称为民粹特征显著的人在这14个属性上都很突出，所有的测试结果均呈显性。因此，我们研究了各种组合，最终确定，如果某个人在与核心特征相关的8个“测试”中有5个结果呈显性，且在与非核心特征相关的6个“测试”中有3个结果呈显性，那么我们就将他看作“民粹特征显著者”。同理，如果某个人在前5个“测试”中有3个结果呈显性，且在后9个“测试”中有4个结果呈显性，那么我们就把他看作“民粹化倾向者”。以下，我们将分析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每个特征，并给出受访者在这些特征上的相应统计数据。
是否有较深的怀旧情结。我们所测量的“怀旧情结”，并非是指在文化和思维方式上更倾向于尊重传统，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而是指：由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有限，民众更可能因为缺少一个可认同的政治身份，而倾向于从旧有的政治体系中寻找一个身份符号作为寄托。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怀旧情结”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中国与外国发生外交冲突时，很多人倾向于把外国看成是有敌意和有威胁的。尤其在当下，外交冲突在媒体中似乎已成了中国民粹主义唯一的导火索。为测量民众的外交冲突敏感性，我们设置了三个问题。首先我们问“‘有些国家总是欺负或挑衅中国’这样说对么?”19.3%的民众完全赞同这种说法，31.3%的民众表示在较大程度上赞同。接着，我们发现，有54.7%的民众承认，“祖国受欺负时，我觉得自己也受到了欺负”。另外，有54.5%的民众主张，“反抗外国侵略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使命”。
第二，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怀旧情结还体现在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道德观念和外交政策的留恋上。有9.2%的人感觉“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比现在平等得多”，还有25.0%的民众基本上认同这一点。对于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思想状态比较单一的社会，四成民众持肯定态度。当被问及是否同意“在处理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关系时，胆量比对利害关系的思考更重要”的说法时，31.6%的人表示完全赞同或在较大程度上赞同。
第三，“极端爱国主义”促使民粹情绪高涨。爱国主义本身值得褒扬，但当一定程度的爱国情绪与较低的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极其有限的政治认知程度和较低的政府满意度这三者结合起来时，就可能滋生民粹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与爱国主义成正相关关系，与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政治认知程度和政府满意度成负相关关系。为测量受访者是否有极端爱国情绪，我们设置了四个问题。当问及“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感到骄傲”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们的想法?三成受访者表示完全符合或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对于“无论中国有什么缺点，我仍然爱这个国家”这句话，有87.7%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同意，其中，高达35.7%的人表示完全赞同。六成民众对于“当外国对中国形成威胁时，人们应彻底放弃个人利益团结对外”的主张持基本肯定或完全肯定的态度。22.0%的人承认，“假如有来世，会选择继续做中国人”。是否有较低的政府满意度。当人们对政府感到不满时，就可能以“维护自己和人民的利益”之名，响应民粹主义号召。为测量政府满意度，我们首先问“‘在我对生活或社会有不满时，政府也不会关心我的看法’这句话正确么?”30.9%的人表示这句话完全或很大程度上符合他的感受。在政策“输出”方面，36.5%的民众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认同“现在，政府的政策不能满足我的需要”。需要说明的是，与爱国主义情绪一样，对政府不满本身并非负面的现象，只有在与其他条件相配合时，它才可能导致民粹主义的滋生。
是否以浪漫化的眼光看待普通人的生活。民粹特征显著者通常反对精英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将日常生活看得非常美好;另一方面将普通人当成神灵、美德或某种美学价值的化身，并为普通人冠以一个抽象的、符号化的群体概念。当问及是否赞同“生活中的普通人往往具有最值得赞美的精神”这句话时，高达96.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赞同。另外，有70.7%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认同“平凡的生活是最美的”。
是否有强烈的排斥心理。民粹特征显著者通过意见和言辞上的特征来识别他人，将没有这些特征的人排斥在自己所认同、归属的人群之外。这种排斥心理的一个突出反映，就是网络社区中常见的“是中国人就转”一类的言辞。在调查中，对于“那些不爱国的中国人应该被我们鄙视和惩罚”的说法，17.9%的人表示完全赞同，少于表示完全反对的人(20.6%)。对于因爱国热情而产生的冲动行为，32.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肯定，远少于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反对的人(64.0%)，仅有3.3%的人表示完全肯定。这说明，对于在日本“购买”钓鱼岛后一些人以“爱国”名义进行的过激行为，多数民众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不过，在“80后”、“90后”群体中，不同程度上表示肯定的人高达42.8%。
社会信任度是否较低。正是因为缺乏对别人的信任，无法融入真实的、具体的集体中，冷漠相待，以邻为壑，才更可能让人迫切地从一个空洞的、符号化的群体概念中寻找温暖。我们采用简化了的罗森堡量表测量社会信任度。当被问及“当您遇到困难时，有除了家人以外的人关心您么?”，34.8%的人表示完全没有或基本没有。高达94.9%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如果我不注意，别人就会欺骗或欺负我”的说法。
是否缺乏理性。非理性是以上所有因素转化成民粹主义的催化剂。首先，非理性表现在盲目从众、缺少对善恶的判断上，因此我们问受访者“我很希望我的想法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这句话是否符合其心理。对此，85.0%的人表示在不同程度上符合自己的心理。接着，我们关心民众对于“主权高于人权”的理解，有57.1%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赞同这一观点。最后，民粹特征显著者通常鼓吹强人政治，轻视宪政制度。因此，我们将马克斯·韦伯对统治权威的分类做成问题，看受访者看重领导人的哪方面品质。高达50.5%的民众选择了“有魅力，或者有出色的能力，或者有崇高的精神”，多于看重“由法定程序产生，按照制度和法律的规定做事”的人(44.7%)，仅少数人选择了“遵守由历史、传统和前辈定下的习俗和秩序”。
思想是否守旧。思想守旧的人更可能盲目服从。对于“领导和长辈的要求，即使违备道德，也应当照办”这种说法，有37.9%的民众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认同。另外，思想守旧的人更可能固守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念。我们问民众是否赞同“对于道德败坏的人，即使他完全没有违反法律，也应该受到实实在在的严厉惩罚”的观点;对此，高达62.3%的人表示赞同。在“购岛”事件引发的反日浪潮中，有些人也不惜违反法律来表达感情。首先，道德具有极大的排他性，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成道德至高点，仅以道德的标准衡量别人，就很可能极力否定、排斥甚至敌视与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其次，道德在较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有很强的任意性，不具有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所具有的确定性。爱国主义既包含道德的、激情的方面，也包含理性的、与国家意志相一致的方面。
是否轻视自由。民粹特征显著者对群体符号、服从和道德观的依赖，可能使他们轻视自由的价值。我们问受访者对“自由是人最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否赞同，基本上或完全赞同的人占到了74.1%。
对政治事务、理论和精英集团是否存在抵触情绪。首先，出于对精英主义的否定，民粹特征显著者更可能看重简单、直接的手段，他们不认为复杂的制度、法律和政策能给自己带来福利，因而也不关心政治。调查中，有39.1%的人表示对政治完全(或大多数情况下)没什么兴趣。另外，由于对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忽视，一些人可能认为借鉴西方政治发展成果没什么必要。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调查中，只有36.2%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没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观点。其次，民粹主义还可能轻视理论研究对解决社会问题所起的作用。对于“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和矛盾，实践比学术理论更重要”这种观点，有高达71.5%的民众表示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最后，无论一个强占大量公共资源的权贵阶层在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民众对此的负面感知都可能激起民粹情绪。调查中，有96.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认同“部分既得利益群体正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的说法，其中高达49.2%的人表示完全认同。
综合以上提到的标准，我们发现，49.5%的受访者具有民粹化特征，其中，31.3%的人属于民粹特征显著群体，18.2%的人属于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群体。在民粹化特征群体中，男性占55.8%，女性占44.0%。在党员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占30.8%，有一定民粹化倾向者占20.6%。从行政区划来看，日常居住地为乡镇、村的受访者中，民粹化特征群体和民粹特征显著群体所占的比例均为最高，分别占乡镇、村受访者的57.5%和41.3%;居住在直辖市的受访者民粹情绪较低，比例分别为48.1%和29.0%。日常居住地为海外的人，民粹特征最不显著，比例分别为21.7%和8.3%。
在民粹特征显著者中，满足“将日常生活浪漫化”这一核心特征的人最多，达94.3%(普通民众中仅76.5%);满足“对政府的满意度较低”这一核心特征的次之，有91.5%(普通民众76.2%);满足“有极端爱国情绪”这一核心特征的有91.2%(普通民众55.4%);满足“思想守旧”这一非核心特征的民粹特征显著者最多，达91.7%(普通民众51.9%)。
民粹化特征和民粹化倾向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情况
“80后~88前”群体的民粹主义情绪最低，“50后”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比例最高。年龄与民粹主义情绪有一定相关性。调查发现，“50后”民众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多，高达50.0%;“60后”次之，民粹特征显著者占42.3%，且“60后”群体具有民粹特征者的比重最高，为64.8%。在“80后~88前”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占的比重最小，仅26.9%。
职业对于民粹主义情绪有一定影响。调查发现，在“熟练工/保安”和“外企、私营企业管理者/个体工商户”这两个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多，分别占相应群体的70.0%和44.8%。而在“专业技术领域”和“学生”群体中的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少，均不高于三成。
消费水平越高的群体，其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越小。我们将消费水平分为低(每月1500元以下)、中(每月1500-8000元)、高(每月8000元以上)三个水平。随着消费水平的上升，相应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的比例随之降低，普通民众的比例越大。另外，在高消费群体中，关心政治的人中仅有8.3%是民粹特征显著者，远低于不关心政治的人(22.7%)。在低消费人群中，对政府比较不满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更高(36.5%)，远高于对政府较满意的人(11.9%)。
大专学历民众中有较多的民粹特征显著者。调查发现，学历与民粹主义情绪有较强的相关性(卡方值=43.629，临界值=9.48，α=0.05)。在“大专群体”和“中专/职高/技校/高中及以下”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51.5%和41.3%;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博士和硕士学历的人群中分别只有18.2%和26.2%。
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有更多自信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多。我们根据对于“我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感到骄傲”这句话与自己感受的符合程度来判断人们的民族文化自豪感。调查发现，在这方面有较强自信的民众(选择“完全符合”或“在较大程度上符合”)更可能是民粹特征显著者，而从整体上看，文化自信感越高的群体，具有民粹化特征者所占的比例也越高(spearman相关性=0.309)。而在对中国经济有较强自信的群体(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中国的经济水平排在世界前列”)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高达50.2%，比不太自信的人的比例高出25.3%。
有些民粹特征显著者一方面有极高的爱国情绪，另一方面又对政府感到不满。调查发现，在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群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相当高，达42.9%。另外，在那些虽然对政治事务的兴趣较低，但却对外交摩擦比较敏感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也很高(克雷默的V系数=0.349)。另外，有些民粹特征显著者虽然对政府感到不满，但却否认外国政治制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在这样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高达62.6%，高于普通民众所占的比例。
对外交冲突更加敏感的人中，民粹特征明显者的比例较高。认为“当祖国受欺负时我觉得自己也受到了欺负”这句话完全符合自己想法的受访者中有60.1%属于民粹特征显著者，而回答“经常这样觉得”的受访者中民粹特征显著者仅占35.2%。
当社会信任度较低时，爱国情绪更可能演变成民粹主义情绪。在低信任度群体中，爱国情绪较强的人，66.7%是民粹特征显著者。而在高信任度群体中，这一比例仅为29.6%。感到自己得不到他人关心的人，比认为可能受到他人欺骗和欺负的人，更可能成为具有民粹化特征者。在那些感到自己或总是得不到关心的人中，具有民粹化特征者和民粹化倾向者所占比例高达66.5%和41.9%，远高于认为经常或总是能得到关心的人。另外，一些人对他人持极度的不信任态度，但却更看重符号化的群体概念，在这样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高达45.3%。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人，更可能是民粹特征显著者。在此群体中，51.7%的人是民粹特征显著者。相比之下，在认为计划经济时代更平等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比例略低。
在对政策“输出”感到不满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较大。这一比例达到了38.5%。相比之下，在对民意“输入”感到不满，认为政府不会考虑自己的意见的群体中，这一比例为26.5%。另外，调查还发现，个人消费水平越低，越可能对民意“输入”和政策“输出”产生不满绪。
在从众心理较强的民众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的比例较大(卡方值=156.138，临界值=15.507，α=0.05)。在认为“我希望我的想法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这句话完全符合自己想法的人中，有63.0%的民粹化特征显著者，明显高于回答“在较大程度上符合”的群体(47.4%)，以及回答“偶尔符合”和“我不希望想法跟别人一致”的人。不仅如此，我们通过看人们期望自己观点与他人一致的程度，以及对于“那些不爱国的中国人应该被我们鄙视和惩罚”这句话的态度发现，民众的从众心理越强，越容易否定和排斥他人。
越认同实践比理论更重要的受访者，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越高。对“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和矛盾，实践比学术理论更重要”的回答中，完全赞同的受访者中有45.1%为民粹特征显著者，而较大程度赞同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为34.3%。
在认同传统型领导的人中，具有民粹化特征者和民粹特征化显著者的比例最高。我们曾预测认同克里斯玛型领导的人(即认为领导最需要的品质为“有魅力，或者有出色的能力，或者有崇高的精神”)更可能是具有民粹化特征者。但事实上，认同传统型领导的人(选择“遵守由历史、传统和前辈定下的习俗和秩序”)无论是在民粹化特征者还是在特征显著者方面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70.6%和60.8%，远高于认同法理型领导的群体(40.8%和21.1%)和认同克里斯玛型领导的群体(55.0%和37.7%)。
民粹化倾向者的四种形象
为更清晰地勾勒民粹化倾向者的特征，我们对本次调查中由统计分析归纳出的“民粹化特征显著人群”和“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的人群”，根据如下六个因素做了聚类分析：F1：爱国主义情结自豪感;F2：怀旧情结;F3：非理性程度;F4：反精英主义倾向;F5：政府满意度;F6：对外交冲突的敏感程度。结果显示，民粹化倾向者中，可细分出较典型的四种形象，或用更为生动的说法，四张“脸谱”(如图1所示)。
第一类，自我陶醉型。这类群体在6个方面均有突出表现：他们有很强的爱国情结;他们是主权高于人权这一理念的坚定支持者;而且，他们很自信地认为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同时，他们又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想得过于理想化，认为那时的人们更为淳朴，社会更为平等。这些人很不理性，沉醉于对美好生活的幻想中，对精英主义有极强的抵触情绪，认为自己的利益因他们而受到损害，因而更可能相信各种形式的阴谋理论。他们不愿理解和包容与自己观念不一致的人，追求想法的绝对同一化。与此同时，他们又缺乏判断力，容易盲从别人。另外，这些人觉得政府不关心自己，没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对外交冲突极其敏感，容易有过激的民族主义行为。
第二类，怨念深重型。这一类是民粹化特征较为显著的人群，他们的爱国热情排在自我陶醉型和逻辑混乱型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为了国家利益应牺牲个人利益。他们沉迷于发现普通人的闪光点;较为突出的是，他们对精英的怨恨、抵触情绪强烈，且缺乏独立的判断力，更可能相信阴谋理论。他们对政府极度不满，并倾向于把外交冲突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第三类，逻辑混乱型。这一群体的爱国热情仅次于自我陶醉型，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信。但他们又觉得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更好，并认为西方政治制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不多。他们不太理性，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看法具有一定浪漫主义色彩。但他们对精英群体的抵触情绪较低，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包容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不会轻易盲从。
第四类，茫然无措型。这是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的人群，他们有一定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但这种激情要明显弱于其他三类人。他们觉得改革开放前中国在某些方面好于现在，但总体来说，理想化程度较低。这类人的非理性程度和对日常生活的浪漫化程度都较低。他们能在某些方面理解和包容与自己有不同见解的人群，但具有一定程度的盲从心理，希望与他人保持一致。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较低，但对于国家的外交问题，他们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
中国公众的民粹情感温度计
为从总体上对中国公众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作出判断，我们采用“民粹情感温度计”来评估，评分从0度到100度，如果评分在50度到100度之间，则意味着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较大，需要加以控制和引导;如果评分在0度到50度之间，则意味着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较低，保持跟踪关注即可。调查发现：中国公众的民粹情感温度为54.77度。这说明，有大量民众是很可能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转化成有民粹化特征者的。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情感温度”所表明的，只是一个人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就每个样本个体来看，即使是情感温度较高的人，也未必具有民粹化特征。我们分析了分数在60分以上却不具有民粹化特征的人，发现这些人虽具有较深的爱国主义情结或怀旧情绪，但因为社会信任度较高，非理性因素较少，并没有转化成民粹主义情绪。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与具有民粹化特征者的区别，并更加凸显了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作为民粹主义倾向“防火墙”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的结论与建议
要重视民粹主义倾向对国家和社会的消极影响，警惕“未民主先民粹”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民粹主义不只像其通常所表现的那样，只是面对国际争端时的极端现象和过激行为。更重要的是，民粹主义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政治生活和社会政策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不仅有助于消解民粹情绪，而且有助于提高政治、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人们经常单纯地把民粹主义看成一种追求民主的思潮。但事实上，即使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不是相互对立的，前者的内涵也要比后者贫乏得多。真正的民主建立在完善的政治制度、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充足的社会资本等基础之上。而民粹主义幻境中的民主，是一种只可能存在于理想化世界里的纯朴而美好的绝对平等状态，带有浓厚的反精英、去政治化色彩。因此，避免公众民粹化，尽量降低民粹化现象带来的危害，就成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
及时、清晰地告知公众外交事务方面的情况和政策，降低公众不满。随着国际地位的改变，中国目前正在不断调整和落实国际战略，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在此期间，中国与外国之间发生摩擦和纠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首先，这些摩擦并不会阻碍中国战略转型的脚步;其次，政府为应对这些纠纷和矛盾做出了积极努力。对此，政府须向公众充分解释，避免公众因感到政府在外交方面过于软弱而产生不满。
加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建设，避免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生活水平长期偏低的情况下，民粹化情绪更有可能产生、蔓延。首先，在缺乏保障的窘困状态下，因无力控制自己生活而产生的焦虑和挫败感，会使人迫切地寻求一种安稳和熟悉的状态。这就让人更倾向于从一个抽象的、同质化的群体中寻求安慰，接受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方式，迷失在一种自己可以掌握生活的幻觉中。其次，当人们不得不为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展开激烈竞争时，更可能产生敌视和排斥他人的情绪，也更可能相信阴谋理论。最后，为生活所迫者，更可能把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状态看成某种“完美”的状态，因此而倾向于无限地美化日常生活。因此，正像国家行政学院许正中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建立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向公众提供具有均等性、全覆盖、可获得、公正性和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才能“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安全底线，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良好平台，避免出现社会群体间的对立”。④
加强政治制度建设，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政治参与的常规化、机制化建设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高涨的爱国情绪与低水平的政治参与之间的结合不利于社会稳定。爱国主义理性的一面，集中表现为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结合，这种结合有赖于良好的利益表达、整合和反馈机制。在缺乏有效的、常规化的政治参与方式时，爱国主义就(往往是被迫的)只剩下了非理性的、情绪的一面。另外，如阿伦特所言，无法参与到社会中的边缘人，通常会被“无家感”折磨。他们更可能从一种虚无的怀旧情结中寻找慰藉，或者无条件地服从于他们认定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事件中的极少数“别有用心”者更容易获得可乘之机，在特定环境中取得民众的非理性支持。因此，要消解民粹主义情绪，就必须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另外，政治参与和社会信任之间也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陆益龙教授指出，要解决社会信任问题，最根本的是从制度入手。中国社会没有一种合适的机制能够化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得不同群体间的不信任越发严重。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度的推动，使人们在公共场域进行协调与合作。合理的政治参与，为人们提供了在体制框架和社会规则之下“共同行动”的机会，使人们培养共同感情，发现和睦相处的重要性，并更加认同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权利。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指出，只有通过加强倾听与被倾听的频率和深度，使民众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才能使民众对国家有更强的归属感。
主流文化价值观应更好地发挥控制和消解民粹主义情绪的作用。近年来，媒体上频频出现“最美警察”、“最美女教师”，在让人感动之余，无数“最”字形成的极致美化概念集群，也难免有种空洞和过分理想化的感觉。有人把学者谑称为“砖家”、“叫兽”，这当然是人们对于学界道德水准和学术素养的正当质疑，但也折射出了一种强烈的反精英主义心态。荧幕上充斥着大量以抗战和家常琐事为题裁的电视剧，它们虽然以微妙而讨巧的方式与主旋律保持一致，却很可能会助长非理性的排他情绪和将日常生活浪漫化的倾向。十八大报告强调，在发展文化事业时，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确保多样化的文化价值观能够和谐共存。因此，即使是在高速增长、快速转型中的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中也应适度包含精英主义、保守主义的成分，在稳健与激进之间寻求平衡，从而避免核心价值观在民粹主义等非理性漩涡中迷失方向。另外，人们越是希望自己的观点与别人一致，越可能把自己摆在道义至高点上排斥他人。因此，媒体应避免“道德至上”的宣传和简单的情绪煽动，而应鼓励人们积极思考，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避免人们因缺少判断力而趋于思维同质化。(执笔：吴江，兰颖)
注释
1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公众的平等与特权观念调查报告(2012)”，《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9月(下)。
2 3 [美]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4 许正中：“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中国改革话语中的‘万向节’”，《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3期。
Report of China's Public Tendency of Populism (2012)
Survey Centre of People's Tribune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get a grasp of China's public tendency of populism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We try to firstly analyze one's eight cor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atriotic complex and nostalgic complex as well as six non-cor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olitical cognitive interest and then distinguish weather one belongs to the group with populist characteristics. We can find that nearly a third of interviewees owned significant populist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is survey. Th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certain relationships with consumption level and occupation. We divide those who own significant populist characteristics into four types. It is helpful to know the social ethos comprehensively, to analyze the underlying social problems and to improve relevant policies if we can comprehend the situation of populist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Populism, patriotic, democracy, questionnaire, positive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