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2005年我国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22.6亿美元，年底存量达到572亿美元，相当于中国198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37倍，1990年的22倍。2006年我国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全球排名从2005年的第17位上升到第13位。
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我国企业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应对贸易壁垒、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获取先进技术信息的理想选择，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到了一个特定阶段后必然出现的趋势。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投资起步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大多数跨国公司并不具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某种优势。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相对于理论预期和国际水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国际地位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三个角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差距进行比较分析，以认清形势，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必要性和可能性佐证。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利用他所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范式，把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投资情况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NP在400美元以下），较少接受外商直接投资，也没有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净额为零或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东道国基础设施的改进以及经济结构和政府吸引外资政策的调整，区位优势有所增加，直接投资流入开始增加，而由于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还不足以弥补最初进入外国市场的成本。对外直接投资仍微不足道，所以对外投资净额变为更大的负数。第三阶段（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日益上升，竞争力大为增强，具有越来越强的能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拓展国际市场。对外投资增加的速度快于外资流入的速度，虽然对外投资净额仍是负数，但数值开始减小。第四阶段（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资本流出超过资本流入，对外投资净额大于零且不断扩大。
邓宁教授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运用理论分析与统计检验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规律性关系，这为从经验上判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提供了理论指导。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折算，我国人均GNP在1997年就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2002年为4520美元。如果直接套用邓宁的经验数值，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段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处于第三个阶段，即对外投资净额为负,但绝对数额在下降。到2003年中国人均GNP达到4980美元，已超过4750美元，应进入第四阶段，即资本流出开始大于资本流入，对外投资净额出现正数。但中国对外投资的实际情况却与此有较大出入。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9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负数值一直呈扩大趋势，表明中国仍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显然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如果再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并进行国际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匹配程度：2004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4%，而同期发达国家为27.3%，发展中国家为12.7%，中国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由此可见，依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联系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做具体判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达到第三阶段。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仍只处于第二阶段，与理论预期存在较大的差距，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在整体上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国繁荣发展的经济造就了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从而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而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压力较小所致：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日益开放的庞大市场，充足的劳动供应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均构成了促使境外经济实体投资于中国的巨大动力，以致大量外资流入。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有足够大的市场，国内企业易于形成国内市场主导型的发展战略，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市场、使生产达到经济规模的压力和动力较小，由此加大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负数的绝对数额。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偏低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流量、存量为基准进行测算，200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当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0.75% 和0.40%，相当于当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6.61%和3.75%（（见图1、图2），无论立足于全球还是立足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都是比较低的。进一步而言，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来看，中国香港、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等自由港或传统避税地的投资量占到历年对外投资流量的80%以上，而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国内投资者通过“资金迂回”运动再返投国内而套取作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优惠。因而，我国对外投资中存在着“假FDI”现象，如果减去这一部分投资额，我国对外投资所占的份额会更低。
由于对外投资比较容易受母国经济规模的影响，用绝对份额简单进行比较并不说明全部问题。为此，UNCTAD开发了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OND)，以反映在控制了母国经济规模之后一国对外投资的相对份额。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用一国对外投资流量（FDIi）占世界对外投资流量（FDIw）的份额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i）占世界生产总值（GDPw）的份额的比率来表示。
OND反映了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决定性因素：所有权优势和区位因素。所有权优势即为跨国公司用以开拓国外市场或试图通过海外扩张积累的企业特定竞争实力，比如，创新力、品牌、管理与组织能力、信息、融资、资源获取以及规模和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区位因素即母国或东道国有利于不同商品生产和服务的各种经济条件，包括相对市场规模、生产运输成本、技术工人、供应链、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等。
面临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压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试图通过建立海外分支机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期利用全球化网络和全球化经营战略来增加竞争优势。OND可以衡量一国从事海外投资的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不同国家OND的大小反映了不同国家跨国公司对这两种因素利用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如果某国的OND为1，意味着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某国的OND大于或小于1，意味着该国的绩效高于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UNCTAD的计算结果表明，2002-2004年间，中国OND为0.052，排在第72位。由此可见，中国对外投资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中、印、韩三国的比较来看（图3），韩国的对外投资绩效总体上要好于中国，且相对稳定，一直在40名上下浮动，而中国的对外投资绩效近年来呈总体下降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达到高峰，排名一度上升到30名，随后大幅度下降，目前仍未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印度虽然在大部分时间排在中国之后，但它近年来OND排名一直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02-04年间排到第54位，超过了中国。
较低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具体反映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一半以上属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项目，其中资源开发投资占38%（采矿业32.7%，农林牧渔业占5.3%），制造业投资占13.8%，两项合计占51.8%。虽然这一数值在2005年有所下降，但占比仍超过40%。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产品的竞争，这类项目海外市场的效益不甚乐观。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海外企业中赢利的占55%，其中多为非生产性企业，收支平衡的占28%，亏损企业占17%，其中以生产性企业居多。另据有关调查，沿海典型地区过半数的企业海外投资是不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企业仅占10%左右。
由此可见，虽然有些特殊因素制约着我国投资绩效指数的提升, 如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对外直接投资历史较短等, 但实际上，中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 进而无法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才是制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根本原因。进而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施全球化经营战略，形成一批著名的跨国公司和世界级名牌产品，既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我国对外投资水平、迈向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必经之路。
三、我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程度不高
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衡量，简单的方法是用海外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或者用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如联合国贸发会议每年公布的《世界投资报告》就是根据海外资产拥有量排列世界跨国公司的次序。在实证研究中，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学者们通常用海外销售占总销售额的比率来对国际化程度进行量化。调查显示，2005年最具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公司50强平均海外销售比例为35.71%，与全球跨国公司100强58.72%的平均海外销售比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50强51.7%的平均海外销售比例相比，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程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表2是按海外销售比率，最具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公司50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50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100强中排名前十位的企业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在全球100强中，海外销售比例前十名的跨国公司，其海外销售占总销售额的比率全部在90%以上，平均值高达96.2%，而最具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公司50强中，海外销售比率最高的十家公司只有一家在90%以上，平均值为74.92%，突出显示出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还很低。即使像海尔集团这样国际化经营取得显著成绩的中国企业，2004年其来自海外生产销售的收入也不足10亿美元，不到其当年全部销售收入1016亿元人民币的8%。
鉴于国际化程度衡量的复杂性，许多学者认为不能用单一指标做简单衡量。UNCTAD用跨国指数作为国际化程度的综合衡量指标，跨国指数是一个跨国企业国外资产与总资产、国外销售额与总销售额和国外雇员与总雇员三个比率的平均值，可以衡量一家跨国公司对国外资产、国外销售和国外雇员的依赖程度。表3是按海外资产排名，中国最大的五家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最大的五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的国际比较。我国最大的五家跨国公司的海外平均资产为37.1亿美元，仅相当于全球最大的5家跨国公司海外平均资产的0.46%，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五家最大跨国公司海外平均资产的15.9%。从跨国指数来看，我国最大的五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平均值为29.84%，发达国家为57.68%，发展中国家为50.66%。无论是海外资产规模还是跨国指数，我国跨国公司与世界级企业都有较大的差距。
通过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国际比较可知，我国跨国公司主要还是在国内配置资源，而世界级企业已主要面向全球配置资源。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还没有形成综合性力量, 仍处于探索性阶段。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企业能不能在对外开放中“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组合，形成一批著名跨国公司，关系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长期发展的能力和潜力以及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充分发挥。
结语
综上，尽管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无论是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国际地位还是跨国公司的发展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都还尚处于初级阶段，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说明尽管我国经济在国内保持了持续强劲的增长，但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就使得我国现阶段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格外紧迫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当然，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差距也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的深厚潜力。伴随着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势必会激发国内企业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热情和潜力。当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包括投资主体、投资方式、产业和技术选择与区域选择的多元化和高级化等。因而，要缩小对外直接投资的差距，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间的直接投资活动，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地位，需要我国在提高国家、地区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时候，更要关注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和提高，以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我国企业应当抓住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良机，大力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通过打造坚实的所有权优势，充分利用直接投资的“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从而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FI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