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孙华 采写：本报记者 王宝泓 汤启卫 刘有杰 潘庆照
一个不愿让女儿学医的医生
1982年，邵明举成为北京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2011年，邵明举的女儿成为山东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
40年前，邵明举立志学医的时候绝没想到，医患关系会紧张到如今这样。他现在是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与不少同行一样，他曾经极力反对自己的孩子学医，但女儿最终成为一名医科学生。
今年47岁的邵明举出生在菏泽，少年时代，他寄宿在当医生的姑姑家里读书，深切感受到医生这个职业在姑姑身上散发出的光环。邵明举说：“那时考大学，医学是大家的首选专业，因而分数线也最高。我报考北京医科大学那一年，学校的录取线甚至比北大还要高。”
从医以来，邵明举的这种职业理想所面对的现实拷问越来越激烈。到女儿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已经不希望女儿再学医。但邵明举最终没拗过女儿，女儿从小跟着他和爱人在医院生活，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天生的情感。
邵明举并非个例，记者采访发现，在医生这个行当，大多数医生不希望“子承父业”。例如，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已就读大学的医生子女中，目前只有两人学医，其中就包括邵明举的女儿。
3月23日，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名实习医生被患者砍死；4月13日，北大人民医院医生邢志敏和北京航天总医院医生赵立众先后被刺伤……“这段时间，女儿沉默了许多。”邵明举说，“类似事件给她和同学造成了不小的刺激。”他分析，医患关系紧张，有着体制上的原因，“目前国家对医疗机构补贴明显不足，大部分医院是商业化运作，经营效益是医院重要的考核指标，这容易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
一个“要态度不要钱”的患者家属
魏权(化名)西装笔挺，他的医患纠纷维权方式像穿着一样严谨、理性。他搜集证据、正常与医院交涉，他甚至自揭软肋、直言证据不足，他说他只要医院的一个态度，一个处理医患纠纷的正常态度。
魏权的父亲因食管癌多次住院，最近一次住院是由于食道癌，住进的是济南经十路附近一家省级三甲医院。2011年12月28日23：38，在住院16天之后，魏权的父亲去世，死亡记录显示死因为呼吸循环衰竭。医嘱单等显示，患者死亡当天3小时内两次注射共25mg吗啡，魏权想问的是：吗啡有“直接抑制呼吸中枢”的不良反应，其父之死是否与短时间内大剂量注射吗啡有关？
魏权也查询了药典中有关吗啡使用的规定，医院的用量合乎规定，院方给出的解释也是这个。魏权说，这些他都认同，他只想问明白，短时间大剂量注射吗啡是否合理？但院方“迟迟不给说法且态度恶劣”，“哪怕说一句节哀顺变，也能让家属心里温暖一点”。
魏权直言，他心里有数“父亲的病最后就是一个死”，他不想闹事，也不为讹钱，他就想要一个医院处理医患纠纷的正常态度。
面对记者的采访，该院医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跟我们谈的过程中，他都有录音，我们也有录音，我们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地这么解释过了，所有的关于用药的一些细节问题、专业判断问题，我们给结论性的东西，具体的用药问题，这个有医嘱单，我只能这么说！”
一个甘当“出气筒”的医务处
省立医院整个行政楼的房间门全是木头门，只有医务处的房间门是铁的。
作为医务处医疗安全管理科负责人的王琨，在该院医务处一干就是四年半。“来投诉的患者都是带着气来的，基本上都是一脚将门踹开，木头门早被踢烂好几个了，后来干脆换了个铁的。在屋里要随时做好门被踹开的心理准备，不然会被吓一跳。”5月2日接受采访时她告诉记者。
处理过各类投诉，受过各种委屈，也帮助了很多患者。用王琨自己的话说，医务处就是患者吐苦水倾诉发泄的场所，患者的痛楚他们一同承受，而她们的苦水只能自己往肚里咽……
四年半的时间，王琨早已适应了患者的打骂威胁，她还记得曾经有一名肾结石患者在她的办公室里一住就是5天，死活不走，非要求医院退钱，让他去做鉴定他也不去，就只要钱，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什么威胁也说。
“将心比心，我一直相信这个理。”一开始，面对患者的打骂，心里感觉又委屈又气愤，时间久了，面对这些问题时，反而可以心平气和了。王琨说，“患者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他们需要发泄，需要倾诉，我们医务处就是他们发泄的地方。但是医务人员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又能向谁诉说呢？”
“这世界有三样东西对人类是最重要的，faith(信任)，hope(希望)，love(爱)。”在作家六六眼中，能对《圣经》中这段描述作最好诠释的，就是一头连着医生，一头连着患者的医院。
然而，针对近些年来异常紧张的医患关系、频频发生的“医闹”现象以及近期的“患者刺医”事件，5月1日，卫生部公安部发通告，明确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
对此，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一声长叹：“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两者共同的敌人是病魔，为什么现在医患双方倒打得不可开交？”
连日来，本报记者走近医生、患者以及医患关系处理机构，以期通过触摸真实场景中的一个个细节，展现当下历史横切面上的“中国式”医患关系。
一个需要各方信任的第三方机构
2011年12月14日，济南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市中区经七路南侧一小巷中成立，这家14人组成的社团组织，给予紧张的医患关系一个释放的窗口，免费、公正的工作方式，为医患双方架起一座桥梁。
截至5月1日，虽然办公场所还在装修，但市医调委已接受咨询调解百余件，成功为患者索赔95万元，医患双方调解满意率颇高。
5月2日中午，一对年轻夫妻赶到市医调委，申请介入协调。他们的孩子在市属某家医院治疗时死亡，夫妻俩与医院沟通数次一直达不成结果。“我们已对医院丧失了信任，前几天准备请律师走法律途径时，才了解到刚成立的医调委。”丈夫说，几次接触，他对医调委充分信任，就算协商不成也很感激。
在市医调委主任马继仁眼中，缺乏沟通与信任是医患关系紧张的直接诱因，“很多患者眼中，我们与医院穿一条裤子，有时给开展工作带来困难。”他介绍，“很多人不知道，医调委，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医院和保险公司之外，在医患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独立调解，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干扰，不收取任何费用。”
“全省各地市已有7家类似机构，我们比较专业。”谈及工作，马继仁颇有信心。但他也表示，由于机构刚刚成立，基础设施、机制建设都需要完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他觉得，目前医调委最需要的是医患双方的信任，这只能在平时的工作中一点一滴积累。
【采访手记】
医患阴影终会过去
最坏的时刻，或将是最好的契机。
4月13日，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科医生赵立众被刺伤，在多数人看来，这一天几乎到了医患关系“最坏的时候”。
躺在病床上的赵立众忍着病痛发微博表示，这一天，是“好的契机”：“我并不仇恨持刀偷袭我的人，只是希望通过我的鲜血来警醒社会关注医疗体制的健康，以及医务工作者的尊严和生命安全，最终造福天下所有老百姓。”
重新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一定需要有一方，先伸出手来。医患双方，需要从相互怀疑敌视，到相互换位理解，尽量去信赖这个世界，增加彼此的安全感、幸福感。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降至冰点的医患关系有着复杂的历史现实因素，有着纵横交错的政治经济原因。如果不能建立良性的医疗机制和制度，单靠“理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患冲突。
然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先看病，后交钱”等新的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的诊疗模式，正在不断地出现；医院的公益属性在不断加强，以药养医等弊端已经引起各界重视……医改成功尚需时日，但医生、患者都可以从微小的自我行为改变开始，向理解对方“更靠近一步”。
（责任编辑：牟修锐）
